今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午，我如约去文学山房旧书店，一切都像往常一样没有改变，唯一的不同，就是江澄波先生没坐在店门口的老位置上。恍惚之中，我觉得大热天里，老人家只是在家里等我们去看他，一会儿就能见面。中午十一点多，吴致之师偕师母二人抵达书店，在江先生子女的陪同下，到西大园三号江宅，入门时的犬吠声依旧，进屋一抬头，看到江先生面带微笑的遗照，和其祖、父辈并排悬挂在客堂西面的墻上股票小额配资，才不得不面对现实，江先生真得走了。
二十多年里，我来过江宅很多次，每次看到江先生稳稳面东而坐，背后的墻壁上，悬挂着他祖父母、父母的遗像。老人家只是静静地坐着，见此场景，无须过多的语言，就给人一种饱经岁月沧桑、依然世代传承的感觉，江家人如此，文学山房亦如此。居中挂着的江杏溪老先生夫妇俩的像最大，却并不是相机拍摄的，而是请人画的，旧时有一批专擅画开相的画工，以帮人家绘制喜神面容为生，江澄波先生曾亲口告诉我，晚清苏州阊门外山塘上的沙山春就擅画开相。不经意间，江先生说过的人和事，都成了掌故，如今他不在了，很多往事便无从叩询了！前几个月，我数次去文学山房旧书店，问了一些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相关的情况，值此书即将重版之际，记录如下。
展开剩余91%（1926年6月30日—2025年6月11日）
一
人生总不免有遗憾！随着年龄的增长，经历的事情多了，我逐渐明白，这全是生命的体验，也是人生的常态。对于即将影印出版的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，最大的遗憾是江澄波先生没能看到它的面世。
今年三月初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王若舟兄联系我，提出想影印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，出一部彩色的纪念版，托我征求江澄波先生的意见。三月二十七日，我去文学山房旧书店拜访江先生，不出意外，他对重版一事表示同意。于是我便请出版社拟定合同，交江先生一看，以便尽快操作。到了四月二十一日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方面又反馈，希望江先生能将重版事宜全部授权给我，对此江先生也表示同意。四天之后，江先生孙女江茜将他手签的授权书、身份证拍照发我。我随后将出版合同等处理完毕，并于四月三十日再次前往文学山房，当面向江先生汇报此事，顺便也请教一些与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出版相关的问题。
四月二十五日，台湾的书友陈逸华自扬州来苏，我陪他去了乐桥的苏州古旧书店，也去拜望了江先生。谈及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影印，记得当时江澄波先生曾问起重版的形式如何，是线装高仿，还是做精装本？我回答说，出版社方面考虑彩色、原大影印，装帧形式可能倾向于洋装，还未最后确定。他感叹道，没想到这个书隔了七十多年能够再版！当年差一点儿因为这个书被冠上“破坏文物”的罪名，幸好按上级要求，做了一些补救工作，逃过一劫。原书虽然做了三十几部，但家中早已一无所存，顾颉刚的序文还是从北京图书馆复印回来的。
最初江先生打算编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，主要受到顾廷龙、潘景郑两先生合编《明代版本图录初编》一书的启发。这在江澄波先生的口述史《书船长载江南月》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：
大概在1952年，我看到了由顾廷龙、潘景郑二位先生编辑的《明代版本图录初编》——选出代表性的明代版本，用照片形式呈现，一旁配以版本说明——效果很好。同时我心中产生了一种想法：如能以明代原刻残页装订成册，加以版本说明，不是效果更好吗？
当时明版的书还是多的，尤其是杨寿祺先生曾卖给我一批天一阁的明刻残本。我便以此为基础，选了一百六十种，每种一页，按经、史、子、集排列，选了后先鉴定：这本是明代嘉靖刻本，这本是明代成化刻本，这本是红印本（比如印谱就是红印本），这本是蓝印本，这本是插图本……鉴定好了，我去拜访潘景郑老师，请他帮我看看。因为鉴定版本这功夫是很难的，我怕自己鉴定得不对，一定要请教老师。除了辨别版本，还有一个难点是装裱：因为书的开本大小并不统一，其中版面最大的是《通志》。综合考虑后，我最后选了八开的尺寸来做——即便是八开这样大的尺寸，《通志》也还是需要折掉些天头地脚才能放进去。
从杨守敬的《留真谱》、缪荃孙的《宋元书景》，一直到赵万里先生主编的《中国版刻图录》，前后六十年一甲子中，公藏单位如南京国学图书馆（《盋山书影》）、故宫博物院，私人如瞿氏铁琴铜剑楼、刘氏嘉业堂、云间韩氏读有用书斋、陶氏涉园，书坊如王氏文禄堂等，陆续采用雕版印刷或珂罗版、石印技术，进行书影类图书的印刷出版。这一批出版物，于今看来，展现了宋元明历代版本的基本面貌，提供了版匡、行款、字体等信息，可供研究版本学者参考，但部分原始的物质信息未能保留，如纸张的质地与颜色，以及印刷的顔色、墨色深浅之类，翻印的出版物自然无法原样呈现，即如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灵感的来源——《明代版本图录初编》，由于受到抗战时期经济条件、物资匮乏等限制，为了出版，不得已缩小开本、照片印得不清晰等，这些问题一直是顾廷龙、潘景郑两位先生的遗憾。顾廷龙先生晚年一直有重编《明代版本图录》的愿望，也曾物色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徐小蛮、浙江图书馆的谷辉之来协助完成此事，可惜直至他去世，这一夙愿也未能实现，这是十分让人惋惜的。
《书船长载江南月》中所述内容，今年四月里，江澄波先生也曾向我谈及。关于这批明刻残本，有一部分系杨寿祺转让的天一阁旧藏，却未及细问，如今回想起来是个很大的遗憾！众所周知，民国初年宁波天一阁藏书被盗一案，曾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，杨寿祺的祖父杨云溪也身陷这场风波之中。杨氏来青阁的这批明刻残本底货，有范氏旧藏并不奇怪，但哪些书真的源自天一阁？恐怕仅凭书名、版本及一页书影已很难加以确认。
关于选目，前不久我当面问过江先生，他的回答与《书船长载江南月》所记相近似。或许时间有些久了，以南京图书馆藏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来看，全书确实按照四部分类法排列，有朱墨套印本，却并没有看到严格意义上的红印本，《集古印谱》一种只有书叶中央一小部分泛红，更象是红印之后的黑墨初印本。蓝印本也只有《丹铅总录》一种。插图本有《宣和博古图》、《方氏墨谱》及《三才图会》三种，其中《宣和博古图》的开本最大，天头地脚裁去一部分外，书口向内折了一行，才勉强装入册中，不凸出于全书之外。《书船长载江南月》中江先生说“版面最大的是《通志》”，很可能是误记，殆南京图书馆藏本一百六十种书里并无《通志》一书。
开本大的单叶需要裁切、摺叠，开本小的单叶则需要两边做宽，江先生都挑选纸质、纸色相近的纸张接补，然后统一加衬，使全书整齐划一。至于书的序言、封面、题签，江先生的原本设想，可能是分别请潘景郑、顾廷龙、顾颉刚三位先生撰写、题署，前两位是《明代版本图录初编》的编者，顾颉刚先生与文学山房也有很深的渊源。但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据《书船长载江南月》载：
书做好后，一共四册。我请潘先生写一篇序文。他可能因为当时考虑得多，不敢出头露面，就婉言推辞了。事隔三十年后我到上海去拜望他，他已八十多岁了。我拎了一些苏州糕点带过去，他很高兴，聊后交给我一封我父亲写给他的信，又问我：“之前我给你写的《明刻集锦》的序，你还收着吗？”我推测，当年他是写成了，只是因为担心而不敢交给我。这真是令人唏嘘。
潘景郑先生婉拒我们的请求后，向我们推荐顾颉刚先生来作序。顾先生当时在上海北四川路的大中国图书局当经理，我和父亲便奔赴上海，拜访顾先生，呈上书稿，请顾先生指点。顾先生对我们的创举表示肯定，一口答应给我们写序言。其后他来到苏州时，又和我们见面商谈这本书的编排，建议书名为《明刻集锦》，并建议我继续做《清刻集锦》。第二年，顾先生交给我《明刻集锦》的序文。
江静澜致潘景郑函
以上所述，今年四月三十日，我听江先生讲了一遍，内容基本相同。我当时告诉他，曾在1950年代的《光明日报》“文学遗产”栏目中看到一篇署名“管汀”的文章——《这是什么立场!——评潘景郑的〈着砚楼书跋〉》,显然是对潘先生的批判。而在此之前的几年中，早已有一些迹象，潘景郑先生当时可能已经将序写好，鉴于时势，临时决定秘之箧衍，回过头看，这显然是个正确的选择。
因潘景郑先生的推荐，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成为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序言的撰写者，他日记中的相关记录，验证了江澄波先生回忆的真实性。《顾颉刚日记》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五日有“江澄波来，看其所集《明刻集锦》，谈”一条，应该就是江先生去大中国图书局拜访他求序的真实写照。江先生描述当时场景，告诉我说“顾先生一口答应”。不过，这与《书船长载江南月》中所说“我和父亲便奔赴上海，拜访顾先生，呈上书稿，请顾先生指点”一句略有不同，顾颉刚先生记录中的访客只有一位——江澄波，并无他的“父亲”江静澜。我猜想，江先生做口述史时，之所以将父亲带上，应是出于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原书署名“江静澜编”考虑而有意为之。
既然求顾颉刚先生撰序的时间是一九五二年十一月，那请潘景郑先生帮忙选目把关、撰序当更在此之前，这个时间与《书船长载江南月》所记的“大概在1952年”相符，且“第二年，顾先生交给我《明刻集锦》的序文”一说，也完全可靠。具体的时间，可能较原书前顾颉刚先生序末署——“时公元一九五三年四月，顾颉刚书于上海法华乡寓舍”，要晚一个月。检阅《顾颉刚日记》，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一日有“回拙政园，予钞改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序讫。……出，到文学山房，晤江澄波，选书”的记录，显而易见，序言是顾颉刚趁回苏州时，在苏南区文管会修改定稿，并誊清抄好，亲自拿到人民路上的文学山房，交给江澄波先生的。《顾颉刚日记》的记载，再次证明，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的实际编者是江澄波。
看了江澄波先生的回忆，不难发现，相较于众多古旧书从业者，他的确有其过人之处。除了一九九七年，他七十二岁时出版《古刻名钞经眼录》、《江苏活字印书》外，数十年间，江先生撰写了数十篇内容与古书、藏书家、苏州历史相关的文章，二〇一九年夏我已将之汇编为《吴门贩书丛谈》公开出版。而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的面世，早于这些著作半个世纪，彼时他刚从业十年左右，年纪还不到三十岁，就有此开创性的想法，并将之迅速实施，想到这一切，不由让人由衷地钦佩起来！
二
现今所见的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，顾颉刚先生的序言与目录是铅字排印本，我曾不止一次问过江先生，顾颉刚先生的手迹、序文的底稿还在吗？他回答说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包括顾廷龙先生题的内封、顾颉刚先生题的外签，原稿全部已经遗失，不知所踪了。这和《书船长载江南月》所述也能一一对上：
顾廷龙先生也很支持我们的工作，为书题写了封面书名。签条则仍然由顾颉刚先生书写。封面、签条、牌记是影印的，序文是用铅字排印的，都是请苏州文新印书局制作的。做这部书所用的都是残本，有的残本所剩的页码很少，只有三十多页，一部书拆出来，一共只能装订出三十几部。书做好后，定价四十元。我把顾颉刚先生的序抄了多份，又写了一些介绍文字，分别寄给国内的多家图书馆。这样的实物书不多见的，一下子就被订得差不多了。
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内封 顾廷龙题
前几年我整理《顾廷龙日记》时，曾专门留意过文学山房的条目，可惜并不多。如今重新检索，并没发现他题写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内封的具体记录。排印顾序、目录的文新印书馆原名文新印刷公司，民国初年开设于苏州阊门内西中市，辛亥革命后、抗战爆发前承印过金松岑的《天放楼文言》、朱揖文的《苏州指南》（不止一版）、苏州美专的《艺浪》杂志、苏州国医社的《国医杂志》、俞友清的《红豆集》、汪柏年的《尔雅补释》、李根源的《曲石丛书》、王月芝《虎丘山》、金孟远的《吴门新竹枝》、施中一《旧农村的新气象》等一大批书刊，一度成为苏州最大的铅字排印出版机构。江先生告诉我，民国《吴县志》八十卷也是文新承印的。一九五三年，他去印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顾序、目录时，文新印书馆已搬离西中市，迁租到人民路马医科巷口今绣园所在之地，沈寿、余觉夫妇曾在此地办过同立绣校，与文学山房老店只隔了一条人民路。
当年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一共出了多少部？关于这个问题，《书船长载江南月》说得比较笼统，“三十几部”，到底三十几呢？查今年三月二十七日访江澄波先生的笔记，他当时说了一个数字——三十六部。四月二十七日，王若舟兄告诉我，目前查到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（两部）、天津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、河南大学图书馆、重庆图书馆、保定图书馆、广东中山图书馆等单位藏有此书，然其数量尚不到发售总数的一半。公藏单位购藏之外，私人手中也有几部，可以明确的是给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出过力的潘景郑、顾廷龙、顾颉刚三位。尽管后来此书被人举报，江先生写信给他们，想要索回赠书，结果三家一致未作响应，《书船长载江南月》说得很清楚：
由于潘景郑先生、顾颉刚先生、顾廷龙先生都为本书出力不少，我曾分别赠送了样书给各位先生。省里说要回收这部书，我只好写信给他们，说明这个情况，希望他们把书寄还给我。三位先生却都表示不愿意拿出来。我也没有办法。苏州大学图书馆曾购买过一部，但后来院系合并，这部书就随着院系合并到南京的一所大学了。苏州图书馆是没有的。记得国家图书馆、天津图书馆都有入藏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，我到北京讲课，住在校尉胡同，距离位于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较近，就前往拜访丁瑜先生，希望能影印一份顾颉刚先生的序文。丁先生同我说：“我帮你看看啊，不一定能找到啊。”幸好，这部书还在北京图书馆，丁先生就安排帮我复印好，我带回留作纪念。
排印的顾颉刚序言复印件，十多年前，江澄波先生曾给过我一页，可能被我放在《吴门贩书丛谈》的底稿一起，一时寻不出来。当年他去北京图书馆找丁瑜先生，事先并没有约好，结果很巧，那天丁先生恰好在馆里。提及要复印顾序，丁瑜先生说要看一看，其实下面还有半句话，《书船长载江南月》没写——有没有被赵万里先生借回家？原来北京图书馆这部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并未作为藏品编目入库，而是一直作为古籍部的工具书放在办公室，有时会被人借去参考。那天真得很巧，书在善本部，顾序也就顺利复印了回来。
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一经发售，颇为畅销，除江家自留了一两部，三十多部很快售罄，眼见此事即将圆满结束，不料横生枝节，江苏省里忽然来指示，说此举有破坏文物之嫌。虽经江先生解释，这批残本、残叶从来青阁转入文学山房，存于库中数十年，一直没能用于补配，此举完全是废物利用，化腐朽为神奇，但上级仍责令他将已售出的书追回后，上交省里。于是，江先生不得已又向买书的单位去函，说明缘由，愿意原款退还，请对方把书寄回，令人意想不到，极少买家愿意原物退回的，最后他将退回的、家中所留的书全部上交，此事方才告一段落。《书船长载江南月》里说：
没想到做好事是要付出代价的——有人举报给省文化局，认为我破坏文物。我说：“我这些书页都是从残本里挑出来的。”但人家说，你残本在这里，还可以想办法配呀。省里边就来问责，要求我把所剩的书全部交到省里。当时已经卖得差不多了，只剩了几部在店中，我把这几部书都送到省里，自己一本都没有留下。
可能考虑到我的出发点是好的，除了批评和让我上交存书，省里并没有采取其他的处罚措施——而且我上交给省里的书，他们还是给钱的，算是全部收购去。但我已成了惊弓之鸟，本来我已经着手做《清刻集锦》，已经搜集了一些残页，这事一发生，后面的计划就不好进行了。如今想来，省里的意见也有道理，这些残本都是文物，而且现在残本的价格也很高了。
我曾问过江先生，当时提出此举属于破坏文物，要求将书上交省里，用于补配的人是谁？据说是郑振铎，他看到书，提了意见，至于是否真的如此，则不得而知了！后来，江先生从抄家发还的东西中，找到一些明刻单叶，其中有一部分是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剩下来、页码较多之书的零叶，如《书船长载江南月》配图中《三才图会》一叶虫蛀痕迹，与南京图书馆藏本如出一辙。这批劫余之物，一九九二年曾被江先生带去北京，作为讲课的实物教材进行展示。
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面世至今七十多年里，学界对它的评价颇不少，如黄永年《古籍整理概论》、来新夏《古籍整理讲义》、曹之《中国古籍版本学》、严佐之《古籍版本学概论》等，大多持赞许的态度。沈津先生在《发潜彰幽君独秀 蜚声卓越在书林——说苏州文学山房》一文中说：“津1960年追随顾廷龙先生习目录版本学时，先师即要我调来此《集锦初编》细细阅看。事实上，这种版刻单页实物对鉴定明代版本最为有用。由于是实物，各朝的版式、字体、墨色、纸张一目了然，看多了，那种版刻终始递嬗之面目自然难忘。”确是甘苦心得之言。
本文作者与江澄波先生
回顾一百二十多年的文学山房历史，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既是江澄波先生入行后的牛刀小试，也是公私合营前老店最后的绝响。进入新世纪，老店重开已历二十五载，《文学山房明刻集锦》跨越大半个世纪，重新面世，既是一脉书香的延续，也是文学山房兴衰的最佳见证。
一百岁的江澄波先生走了股票小额配资，一百二十六年的文学山房还在，苏州城中芸香一缕，犹待君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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